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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要以实力说话

自1997年重庆上升为直辖市以来,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国家层面的规划中,重庆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2015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吸引全国关注,强化了其西部桥头堡地位,重庆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最具希望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2016年,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自贸区获批,进一步提升了重庆的城市竞争力,重庆再创历史发展新高峰,占据国家发展新高地。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表示,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全国的平均水平,属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有合理的产业布局及明显的后发优势。国家中心城市的打造离不开城市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实力方面,要利用好重庆在产业、地理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进和深化拓展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形成供给能力,增强重庆的综合实力。
 
地区间差距明显 需经济增长中心的拉动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姚树洁与他的团队在做收入分配差异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区域差别与城乡差别是全国收入分配差别的主要来源。根据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较发达的地区资本相对较充分。究其原因,是资本为了谋求较高的回报率,一般去往较为落后的地区投资,而这些地区人力资源相对较多,资本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较大。但姚树洁与他的团队却发现,在全球所有经济体中,国家与国家间的绩点在不断拉大,由OEGD国家、美国各个省以及欧盟许多国家的数据表明,落后地区与较发达地区的差异是缩小的,这证明了边际报酬递减的理论在某些国家、某些群体内是行不通的,其原因有可能就是某一国家(区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方面具有同质性,尤其是资本要素的流动。
 
不同国家因体制、机制、法律、历史文化的不同,存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不容易向发展中国家随意扩散的趋同现象,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内各省市之间的政策差异不大,因此,姚树洁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各省市之间存在趋同现象。但现实发现,这样的趋同现象并不存在。为了解释这个矛盾,其团队当时运用了全国多个省市的数据,最终发现,东部地区的落后省份和发达省份存在趋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也存在趋同,但大区之间不趋同,从而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经济增长“俱乐部”。
 
对于形成三个不同的经济增长“俱乐部”,姚树洁认为,东部地区集中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经济增长中心,当经济增长中心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资本会往经济落后地区流动,流动的距离增长,流动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经济中心在带动周边发展的时候,在一定距离之内是直线传播的,超过一定的距离就会变成曲线传播,或者碰到一些阻碍,变化就强。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增长拉不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主要由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物理距离较长,加上90年代,中国的交通、通讯技术不发达,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的交流受到阻碍;此外,体制、机制距离,包括人才、外部生产环境、政策、开放的理念等欠缺,导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变大,中部、西部地区要发展起来,必须要集中精力建立经济增长中心,即把发展聚焦在特定的大城市里面,而这些城市是有一定波及能力、能辐射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大城市。姚树洁经过研究,建议国家应率先将武汉、郑州、西安、重庆、成都、南宁、昆明、长沙等城市打造起来,进一步拉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在研究结果发表的过程中,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及东北振兴的发展战略,而这些政策和姚树洁及其团队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他发现,该项战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落后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力量方面比较薄弱,只有将相应的要素聚集在少数的城市里面,才能培养经济增长中心。而西部大开发是一个较大区域的开发,不是聚焦城市,这将与打造中心城市有较大的区别。”姚树洁说到。
 
新常态下设立国家中心城市将成新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研究,姚树洁所预测的很多中心城市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这其中的许多城市也真正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多年来,中国的交通、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独有的高速铁路的发展,将空间物理距离的阻碍逐渐变小,同时,其对人流、物流的作用会随着铁路的建成变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最大促发点和拉动点。此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智能化、信息流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姚树洁提到,“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们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我国在国际上的劳动竞争力等相对竞争力在减弱,所以需要培养新的竞争优势,而中心城市的建设便是极为关键的战略。但现在中心城市的竞争优势就不再是过去那样在制造等方面进行简单比较,而是要全方位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我国在金融、教育、科技、创新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要确定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等6大国家中心城市。”
 
就地理位置来看,北京、天津位于京津冀地区,上海位于长三角地区,广州位于珠三角地区,重庆、成都位于西部的成渝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位于我国的北部、东部、南部、西部的核心区域,这些区域均属于具有国际性的城市集群地区,而这六大城市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他还特别强调,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等6大国家中心城市与开放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某些程度上讲,其作用更强。“已经确定的6大国家中心城市有很好的优势,可以对周边的城市及地区进行辐射,带动经济的增长。”
 
重庆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优势
 
根据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重庆的定位为西部开发开放的战略支撑和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载体,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航运中心。与北上广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重庆既有一些差距,也有自身的独特发展优势。
 
姚树洁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重庆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之间就存在一定差距。重庆上升为直辖市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期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技术、人才等方面与一线城市还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是由历史因素及地理因素所导致,但这些差距也将会转化为重庆的发展机会。
 
首先,重庆的后发优势明显。作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她的历史使命。中央政府把重庆定格为国家级经济地理中心,同时,重庆位于长江黄金水道的上游,是“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战略及地理优势尤为明显。姚树洁提到,重庆市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属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主要得力于后发优势以及市委市政府清晰的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2016年上半年,重庆工业经济增长稳定,实现“三双”增长,即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0.2%,高于全国平均4.2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16.3%,前5个月工业利润增长23.5%;上半年完成工业投资2370亿元,增长16.3%,较一季度加快了2.4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增幅12.1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3.6%,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民间工业投资1670亿元(占全市工业投资70%),增长28.2%,增幅高于全市11.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4个百分点。在全国出现私营企业投资热情历史最低点的同时,重庆市私营企业投资的高速增长,无疑体现了当地经济的后发优势活力。
 
其次,重庆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形成强大的供给能力。一方面化工、电子、汽车等产业,均形成了原材料零部件、研究开发、集成制造、物流运输、销售、金融、结算等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另一方面,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同类企业的集聚。如重庆的汽车产业集群,以长安为龙头,形成了福特、通用、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欧洲依维柯、北汽、二汽、上汽等企业在重庆形成11个集群。此外,重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群。通过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集聚,为制造企业提供物流、金融、贸易等服务。不但形成强大的供给能力,还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产业集聚,有利于创新和相互激励,共同发展。
 
再次,近年来,重庆不但注重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还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服务贸易产业,做大做强10大战略性新兴工业产业。近几年,汽车、电子产业已经逐渐显现出饱和状态,重庆市着力做大做强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抓好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和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等一批重大项目,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重庆的发展。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将突破1万亿元大关,有望使重庆未来的产业发生结构性转型升级,形成坚实的未来新增长极。
 
最后,重庆地处西部,而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有独特的地理及经济优势。在经验借鉴上,重庆可以在其他发达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经验;土地资源方面,重庆土地资源较其他一线城市更丰富,且规划合理,随着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和深化拓展,各功能区域按照功能定位配置资源要素、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可以避免其他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坏境污染的尴尬。同时,重庆土地住房建设及土地扭转局面较好,房价较其他城市低,生活质量较高,从侧面讲,也将更容易吸引、留住人才。
 
提升国际影响力须以实力说话
 
国家中心城市的打造离不开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那么,重庆应该怎样抓住机遇,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呢?
 
姚树洁表示,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无法先创,必须要以实力说话。重庆市面临着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和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的双重任务。传统竞争优势趋缓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双重挑战,将是重庆市未来发展的两大关键命题。
 
他指出,重庆各大产业聚集,发展前景较好,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想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重庆必须将六大支柱产业集群化发展、十大新型战略产业发展和五大战略新兴服务业、服务贸易高度发展,才能保证重庆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要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培育工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未来几年,重庆市可以着力加快培育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等十大新兴产业集群,巩固和提升电子、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丰富产品种类,提高单品价值,力争到2020年培育形成20个左右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千亿级现代产业集群,实现“6+1”支柱产业更高水平发展。
 
此外,重庆的交通运输方面优势明显,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交汇的特殊地理优势,主动联合成都,协同发展,建成一个大的城市集群。通过打造“渝新欧”、集交通枢纽、国家一类口岸、保税区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开放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等,解决跨境贸易问题;同时,降低物流成本,实现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走出去。实现“承东启西、牵引南北、通达江海”,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撬板。
 
国家的经济中心需要版链式的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有所发展,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中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样的优势并不明显,想要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需要中心城市的建立。“如今,国家中心城市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要全方位的提升。中国已经确定了6大国家中心城市,而这6个城市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全面的、全国性的观念。”
 
姚树洁认为,国家的经济中心需要版链式的增长,即在全国各个大的地理区域,都能形成一个城市集群,而不是某个城市。未来,国家可能确立20余个城市集群,这些城市集群的规模和影响力有高有低,大致可以分为国际性城市集群、国家级城市集群及地方性城市集群。其中,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四个城市集群将成为国际性的城市集群;大西安、大武汉、长湘株、闽三角、山东半岛、辽宁半岛、内蒙古、新疆、昆明、南宁等将成为国内级城市集群;而人口数在50万至100万或几个城市加起来两三百万人口的地区也将成为地方级城市集群。
 
对于未来国家中心城市的预测,姚树洁表示,武汉、西安、昆明、长沙、湘潭、株洲等城市可以会上升为新的国家城市。姚树洁指出,这些城市都是城市集群的中心区域,可以对周边地区进行一定的辐射。以武汉为例,武汉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城市GDP已经超过1万亿,而在全国范围内,城市GDP超过1万亿的十个城市中,内陆地区仅有武汉、重庆、成都三个城市。目前国家暂未把武汉设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但中长期来讲,武汉是九省通衢,位于中国的心脏地区,地处长江中游,人口密度高,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其城市地位必将上升。
 
载于《江北嘴》杂志(2017-0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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